王先谦加以补注的《汉书》，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，起汉高祖，迄王莽，通记西汉一代史实（表、志有不限于西汉者），东汉扶风安陵（今陕西咸阳市东）人班固（32—92）撰。《汉书》之作，实发端于其父班彪的后传，班固死时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未成，由其妹班昭和郡人马绩补续而成，故清人赵翼说《汉书》“经过四人手，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”。
《汉书》微文奥义，历来被认为难读，始出已“多未能通者”，当时一代通儒马融亦要“伏于阁下，从昭受读”。因此自东汉起即有人为《汉书》注解，服虔、应劭便各为音义，自别施行。魏晋、南北朝时期，为《汉书》作音注者更多。晋代的晋灼于服、应之外，采伏俨等十四家，辩其当否，集为《汉书集注》十四卷。臣瓒于晋灼之外，增刘宝《汉书驳义》一家，为《集解音义》廿四卷。至东晋蔡谟，则取臣瓒之书散入《汉书》正文之下，自此以降，始有注本。
唐初，颜师古（581—645）受太子承乾之命注《汉书》，在服、应、晋、臣、蔡五种注本的基础上，增以荀悦《汉纪》、崔浩《汉纪音义》和郭璞《司马相如传》注，并资取其叔父颜秦游《汉书决疑》之义，汇集前二十三家注解，揆之诸说，参以己见，发明驳正，而成集一代大成之作，号为班氏忠臣。颜注问世以后，至宋，雕板兴起，宋太宗淳化五年（994），命官分校三史，校毕，就杭州镂板，是为淳化本，此《汉书》有板本之始。此后官府多次选官校勘，遂有景德监本、景佑刊误本、熙宁本、宣和园子监本、乾道本等。其间对后世《汉书》流传影响较大的，有余靖的景格刊误本、宋祁在其基础上又增十五家而成的宋祁校本。同时民间摹刻以市易者滋多，南宋宁宗庆元年间（1195—1200），建安人刘之问取宋祁校本，别用十四家本参校，采人萧该音义、司马贞索隐、三刘刊误等，刊印而成建安本。明代的官私刻本叠出，官本如取建安本而刊落甚多注文的南监本，私家本有毛氏用建安本但删除了三刘刊误、景佑刊语而成的汲古阁本，此外还有汪本、闽本、德藩本等。入清，《汉书》注本主要沿着两条系统流传，一是乾隆四年，取南监本别加考证而成的武英殿本，即补注中的官本，一是同治年间，金陵书局重印汲古阁本而成的金陵书局本。以上便是《汉书补注》出现前，汉书注释、校勘、版本流传的大致线索。王先谦“自通籍以来，即究心班书，博求其义”，积三十余年精深功力，在颜注的基础上，广征博引，再次全面总结了历来尤其是清代学者对《汉书》的研究成果，直接引据的宋、清学者达67位，基本囊括了颜注之后学者的研究。虽继承了颜注，但不盲从，对颜注的失当多有驳正。对引据的宋、清学者的论点，也常有考辨，并非单纯的罗列与堆砌。学界评说《汉书补注》是迄今《汉书》注释最为完备的本子，堪称允当。李家骥先生甚至认为，“总的说来，《汉书补注》已基本结束了《汉书》的注疏”。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《汉书》标点本，用《汉书补注》本作为底本，惟限于当时历史条件，仅收入颜师古注而未收王先谦补注。今则汇集专家，以清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王氏虚受堂刻本为底本，吸纳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百衲本、中华书局标点本以来的研究成果，将《汉书补注》全本予以整理标点出版，以惠学者。
王先谦（1842—1918），字益吾，号葵园，湖南长沙人。清同治四年（1865）进士，授史馆编修。光绪六年（1880）晋国子监祭酒。历典云南、江西、浙江乡试，曾任江苏学政，任上奏设书局。十五年（1889）开缺还乡，主持过思贤讲舍、岳麓和城南两书院，又历任师范馆长、学务公所议长、铁路局名誉总理、省咨议局会办等职。因总督陈夔龙、巡抚岑春萁，以其所著《尚书孔传参正》《汉书补注》《日本源流考》和《荀子集解》等书进呈朝廷，而被赏内阁学士衔。辛亥革命后，改名逐，终老乡间。
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建立于1983年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“文革”中设立的二十四史(《宋史》)标点组。“文革”结束后的第二年，二十四史(《宋史》)标点组改建为古籍整理研究室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遵照党中央关于加强和加快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指示，古籍整理研究室扩建为古籍整理研究所，程应缪先生任所长。与此同时申报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，并于1983年招收本科生，成为教育部在全国布点的四个古文献学本科生培养基地之一。现任所长，兼文化典籍系主任张剑光教授、副所长钟翀教授。前汉补注序例
引用诸书姓氏
同时参订姓氏
汲古阁本卷首
前汉书目录
坩官本卷首目录
官本跋尾
汉书补注正文